30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短的一瞬，但对一个人而言，犹如淌过了漫漫的长河。

    1966年冬天，28岁的我从海南到杭州，买了10斤糖果，两条香烟，由我爱人当全权代表，在他们公安分局举办的晚会上唱了几首毛主席语录歌，就算完成了结婚仪式。后来才知道，当天晚上他们那里保护着一批“走资派”，怕红卫兵冲击揪斗，因此没让我这位当兵的外来人到场。不过无论怎么说，比起当今年轻人的婚礼来，实在汗颜得难以启齿。

    1969年春节后，惊魂未定的爱人带着不满周岁的孩子来部队休假。突然一道命令下来，要我于3月1日前到海军司令部报到。军令如山倒，我只得动员母子俩回杭。当时珍宝岛形势正吃紧，爱人怕我又要上战场，惶惶之心可想而知。结果一到司令部，作战部长向我宣布：“从现在起，不准你通信，打电话，集中精力，为秋天在罗布泊举行的二次核试验选一批团以上干部到现场搞战略战术研究，任务艰定，绝对保密……”爱人见我笑着从司令部回来，迫不及待地问我什么事，我只得拐弯抹角地告诉他“不去珍宝岛，只干我在机关的老本行，一二年内不能通信”。身为公安战士的她一听就明白，心里踏实了，当天跨上了返杭的列车。回杭后继续以最大的克制和自信，最纯的真情和爱心，延续着风险莫测的两地情缘。正由于她这种女性的伟大无私，我这个欠了她一身感情债的游子，脱下军装回到她身边的时候，毫不保留地以我后半生真诚回报。

    1973年，34岁的我，在经历了15年军旅生涯的洗礼后，我复员到《杭州日报》当摄影记者。第二年，我当上了摄影美术组组长，这一干整整10年。

    1984年，在拨乱反正以后的第一阵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拂之时，我这位年届44岁的中年汉子，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一块“拾遗补缺”之料，想在“人才流动”的大潮之下一试身手。不知道是谁的发现，竟然阴差阳错地把我调到了筹办《乡镇信息报》的岗位上。之后经过热心人的引见，有幸登门聆听了我心目中崇敬的长者、学者、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的当面指教。他以深刻的社会调查和广博的社会学识，阐述了“中国要走富强之路，没有8亿农民的富裕是一句空话；中国农民要走向富裕，没有健康发展的乡镇工业也是一句空话。江浙一带的乡镇企业发展很快，如何把沿海地区发达的乡镇企业经验、信息传布到相对落后的中西部去，让那里的农民也很快地富起来，这是所有志士仁人值得关注研究的大事。”“你若能牵头办一张专为乡镇企业服务的报纸，是件大好事，我举双手赞成……”一番话深入浅出，一腔期望鼓得我热血沸腾。在这样的学者、前辈面前，我只能连连点头承诺，毫无推诿退却之辞。为了鼓励我尽早把报纸办起来，他老人家当场为我题写了《乡镇信息报》的报头和“发展乡镇企业使千家万户富起来”的题词。

    也许是顺应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规律，也许是当时宽松的开放条件，只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办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种审批手续。1984年12月25日，第一份试刊号在没有向国家要一分钱、一个编制、一间房子、一分工资的情况下，依靠“集乡镇企业之资，为乡镇企业办事”，一张立足江浙面向全国的《乡镇信息报》创刊了。首期10万份套红报纸，全靠报社16位工作人员，以及房东和居委会的热情支持，把报纸抱回家中，照着中国地图上的地名全部寄发。由于报纸实用性强，再加上国家科委、省科技情报所及广大乡镇企业的支持，在经过了一年多的努力之后，发行量闯过5万份大关。为此，中国新闻年鉴也为她堂堂正正地记上一笔。

    人生苦短，时光似水，一眨眼已届退休年龄。但是我所期望并为之努力的新型报纸，像鲜花一样灿烂，像新星一样夺目，这是最能令我欣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