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在伟大的8年抗战中，浙江由于其战略地位的重要和敌我顽激烈的争夺，因此成为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战争灾难范围最广最深的省份之一；同时也是比较顺利的实现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后又是国共两党摩擦较多的省份之一。8年浴血奋战，浙江人民是用自己的血肉之躯，与全中国人民、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铸成了反侵略战争的钢铁长城，谱写了一曲曲气壮山河的爱国主义赞歌。
本文讲述的是抗战时期发生在浙江的几幅照片背后的真实故事。
一、1937年周恩来与蒋介石杭州谈判
左面这幅照片，是1937年3月，周恩来与蒋介石在杭州谈判时，周恩来与当时参与谈判的国民党代表张冲的一张合影。
（1937年3月，周恩来与张冲在杭州住所门前合影）
1936年底，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蒋介石曾亲口向周恩来许下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诺言，并以“领袖人格”担保，表示周恩来可去南京直接找他谈判。但由于张学良送蒋被扣，蒋介石的承诺因此让人怀疑。故而在1937年1月，毛泽东连电指出：“此时则无人能证明恩来去宁后，不为张学良第二。”因此，“恩来此时绝对不应离开西安”，应该欢迎国民党代表到西安来协商。
这样，2月9日，周恩来、叶剑英等与国民党方面顾祝同、贺衷寒、张冲等开始举行国共首次正式会谈。1个月下来，终因国共合作事关重大，许多问题必须与蒋介石直接洽谈。于是，蒋介石便在3月间电约：“恩来兄22日至25日到沪再约地相晤。”
3月22日，周恩来由张冲陪同从西安飞赴上海，在先会见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等后，便有了几天后的杭州之行。
在杭州的谈判中，周恩来再次强调了愿在民族解放、民主自由、民生改善的基础上寻求彼此的谅解与相互的真诚，但决不接受“投降”、“收编”的种种诬蔑，又一次重申了中共坚持苏区完整、政府民选、红军不变等项主张。而蒋介石亦表示要搞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即使办法尚未出台，他也决不再打红军，不来干涉中共行政区的内政。
此次谈判的地点，除在杭州西湖边的烟霞洞，他们还去了位于杭州70公里的莫干山白云山庄。谈判几易场地，几番交锋，几经曲折，在各自作了一些让步，向着“求同存异”的目标迈进一步的基础上，蒋介石终于同意了周恩来搞一个共同纲领以规范两党行为的建议，并商定由中共起草此纲领。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国共杭州秘密会谈终于有了比较圆满的结果，它揭开了国共两党历史上第二次合作的新的一页。
这次会谈属两党最高层机密，范围很小，张冲作为蒋介石的谈判助手，为会谈做了大量准备和保卫工作。张冲在与周恩来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感受到了周恩来不计前嫌的宽大胸襟和坦荡人格，并为周的外交才干和潇洒风度所折服，两位浙江同乡从此结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为表达对这位国民党年轻中委的真诚谢意，周恩来在他们的下榻处，特请人为两人合影留念。“咔嚓”一声，历史在这一瞬间定格，它成为迄今仅存的关于这次杭州会谈的纪念物。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与蒋介石联络所用的电台密码，经上海飞西安。4月4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对这次杭州会谈给予了高度肯定。并于4月15日向全党宣布：“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
经考证，当年周恩来与张冲合影的地点，就在位于杭州西湖边昭庆寺后的一幢名为“柏庐”的别墅内（现为凤起路622号）。这是当年浙赣铁路局局长的私宅，解放后收归国有，作为铁路系统内部招待所。这里环境隐密，花木繁茂，它成为见证抗战国共合作的又一历史遗迹。
二、西安事变后杨虎城在杭州
1936年12月12日，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国民党驻陕西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与国民党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联合，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7年3月，杨虎城（前右一）与妻子谢葆真（前右三）、次子杨拯中
（前右二）以及随员等在杭州岳飞墓前）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但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却被蒋扣留。蒋介石的背信弃义，给刚刚形成的和平形势，蒙上了一层阴影。
1937年初，蒋介石回奉化老家住了一段时间，然后又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一面寄情山水，一面着手处理党国大事。他在和周恩来会谈以后，又来解决杨虎城的问题。他通过宋子文、顾祝同向杨虎城授意，要杨主动去见他，以便“恢复感情”。
3月28日，杨虎城来到杭州。第一天见蒋时，在座的有宋氏兄妹、邓宝珊等。这一次蒋介石主要是骂张学良，让杨虎城听。
招呼杨坐下后，蒋介石便问道：“虎城啊，今年有40多了吧？”杨答：“44了”。蒋“哦”了一声，然后说：“比我小7岁，比张汉卿大7岁。40而不惑嘛，办事该讲个尺寸，不能鲁莽啊！”杨答：“是”。蒋话题一转，指桑骂槐地说起张学良来：
“张汉卿常对我说，有他老子，他跟他老子走，没他老子了，他跟我走，劝我搞法西斯组织，他说服从领袖，现在他的行为竟如此！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张汉卿也没有军人品格，打不赢共产党，就投降共产党，他还讲打日本！如果打不赢日本，他还不是要投降日本人吗？这算什么军人！”
蒋介石越说怒气越大。这时宋美龄拿来一盘苹果，分给在座的每个人。并有意插言，暂时冲淡了室内的紧张气氛。
过了一会儿，蒋介石又对杨说：“张汉卿是这样一个人，你虎城竟是跟着他走，真是我意料不到的。自己毁灭了自己的历史，也毁灭了你部队的历史。”
第二天，蒋介石又与杨虎城单独进行了一席谈话。内容主要是问杨对十七路军部队的安置有什么意见，杨表示没有意见；再是问杨经过此次事变，如继续在这样环境中任职，感觉有什么不便的地方。杨还未及回答，蒋就表示希望杨先去欧美参观一个时期，然后再回来任职。对蒋介石说的这些，杨都只有一一答应了。
实际上，大量史料表明，对西安事变中的张、杨两位将军，蒋始终认为杨虎城是“事变的主谋”，加之杨夫人谢葆真曾是中共早期的党员，更为蒋所忌恨。
与蒋介石见面后，第三天，杨虎城带着家人来到了坐落在杭州的南宋民族英雄岳飞墓前。看着墙壁上“尽忠报国”的大字，联想历史英雄的悲剧和自己的处境，他感慨万千。而后便留下了这张珍贵照片。
事后，他得到了蒋拨来的出国旅费15万元。3个月后，他被迫辞职出国访问。
杨虎城料到会遭到蒋介石的报复，但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在他当年11月回国刚抵达香港，就被军统特务看管，并从此失去了自由。更使他没有料到是，在蒋家王朝行将灭亡之际，1949年9月，蒋介石亲自下令，同时杀害了他和他的儿女及跟随了他多年的秘书全家。
三、杭州沦陷前炸毁钱江大桥
1937年9月竣工的钱塘江大桥，是中国人自己设计和建造的第一座公路、铁路并行的现代化大桥，它充分展示了当时中国科技工作者和桥梁建设者的聪明才智和不畏艰难的英勇气概，是中国桥梁建筑史上一座不朽的丰碑。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杭州，远处可见被炸毁的钱塘江大桥）
但就在大桥刚刚建成，大桥的建设者却接到难以置信的上级命令，要他们时刻准备将大桥炸毁。
原来，钱塘江大桥建成通车之时，正是日本人大举进攻上海，叫嚣要在“3个月内灭亡中国”之际。为了预防敌机轰炸大桥，公路大桥暂不予开放，而且还在公路面上堆积障碍物，以示大桥尚未完工，用来迷惑敌人。火车过桥则限制在夜间，还要熄灭灯火。同时，除对大桥万一被炸采取必要的补救措施外，大桥的总建筑师茅以升在设计大桥时，已预感战祸，在靠南岸第二个桥墩的关键部位，特别准备了一个放炸药的长方形空洞，万一敌人进攻杭州，我方不得已撤到南岸，可以炸毁桥梁。
随着日军向杭州步步逼近，11月16日，茅以升最不愿听到的消息还是传来了。南京军方命令：立即炸掉大桥，以阻止日军渡过钱塘江南进!想不到历时二年半，吃尽千辛万苦，刚刚建成的大桥将要由自己亲手毁掉，茅以升心如刀绞。
茅以升抱着一线希望，经过反复思考，拿出了一个可以尽量拖延时间但也隐含很大危险的方案：即将炸桥工作分为埋药和引爆两步，先把炸药埋进桥墩，将所有引线接到南岸的一所工房内，到了非炸不可时，便立即引爆。预计将所有引线接通雷管，至多需要两小时。但桥中放进炸药后，如果车辆行人要在上面通过，危险性较大。
17日清晨，一个通宵的埋药工作刚刚完毕，茅以升便接到浙江省政府开放大桥公路的命令。一下子江边待渡的难民都赶来过江，很多人故意在桥上来回走，还有拍照留念的人。这天桥上从早到晚人流如潮，估计当天过桥人数在十万以上，可算是钱塘江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南渡”。可人们哪里知道，他们是在炸药上面走过。而开桥第一天，桥里就先有了炸药，这在古今中外的桥梁史上，也是没有先例的。
为了赢得宝贵的时间，茅以升将炸桥的时间又延迟了37天。在沪宁线不能通行后，这里成为向后方撤退的唯一通道。期间，有一天过桥的列车达300多节，公路客货车有2000多辆。12月23日中午1时，炸桥的命令终于到达了。但当爆破准备工作完毕后，北岸仍有无数难民潮涌般过来。直到下午5时，隐约已见远处有日军骑兵在活动，茅以升这才断然通知桥北禁止行人通过。一阵轰然巨响，这座雄跨钱塘江才3个月的新桥中断了。
这天，茅以升夜不成寐，伏案挥毫写下了8个大字“抗战必胜，此桥必复”，并立下了“不复原桥不丈夫”的誓言。
由于战争不断，钱塘江大桥一直到新中国建立后的1953年9月才彻底修复通车。
四、“抗大”学校在浙南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共同抗日的基础上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同年9月，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与国民党闽浙皖赣四省边区主任公署达成共同抗日的和谈协议后，在浙南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的红军挺进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由原挺进师师长粟裕任司令员，临时省委书记刘英任政委。为了适应新形势，培养一批军政干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临时省委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的名义，创办了一所抗日救亡干部学校。校址选在平阳山门畴溪小学(现为山门小学)，因此，也称“山门抗日救亡干校”，由粟裕兼任校长。
（1938年2月底，曾山（后右5）在刘英（后右6）、粟裕（后右7）等浙江同志陪同下视察平阳山门抗日救亡干部学校后合影）
1938年1月5日，干校以“国民革命军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救亡干部训练班”的名称，在温州《浙瓯日报》等地方报纸上刊登招生启事。消息传开，温州及浙南各县的进步青年踊跃报名，由于条件限制，最后招收了130多人(其中女学员约30人)，他们多数来自温州及浙南各县，其中也有少数是上海、无锡等地的流亡学生。
学校开设哲学、政治经济学、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游击战术4门课程，粟裕、刘英等领导同志经常到校讲课、作报告。干校的学习、生活实行军事化，既紧张又活泼。学员编成—个中队，由红军游击队干部担任队长，下设班组，从学员中挑选党员担任班组长。学校的教学是上大课，分散自学，组织讨论，同时配合进行刺杀、射击、野营、行军等军事课程的训练。学员们睡的是稻草地铺，吃的是杂粮青菜。生活虽然艰苦，但大家都很乐观，对革命充满了信心。
为配合农村经济课的学习，学校还组织了一次访贫问苦的社会调，分别到山门各乡村，
深入农户调查研究。干校还组织宣传队，先后深入到平阳、瑞安、泰顺等县的乡镇中，去宣传演出和访贫问苦。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影响。
1938年2月底，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组织部长曾山来到平阳山门，他是向闽浙边临时省委传达中央对浙江工作的指示，宣布中央关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北上抗日的决定。他还给干校全体师生作了报告。根据新的形势，干校于3月15日提前结束，部分学员组成“随军服务团”，编入粟裕率领的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开赴皖南，其余学员由省委分配各地工作，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历了战争的考验，后来担任了重要任务，成为革命事业的骨干。
山门抗日救亡干校是我党在浙南创办的一所“抗大”式的革命学校，虽然只办了短短的3个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及时培养了一批革命干部，为抗战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1939年周恩来浙江之行
自从1937年底日军侵陷杭州后，国民党浙江党政军重要机关就纷纷迁到金华和永康方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团体，大批抗日救亡青年和文化界进步人士也都荟集于此。金华成了浙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和交通中心。1939年3月中旬，在金华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从不同的渠道得到了同一个消息：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即将来浙江视察。
（1939年4月，周恩来在下榻的金华中国旅行社与刘良模（右1）、章秋阳（右2）等人合影）
3月17日下午6时许，周恩来在皖南视察了新四军军部后乘车抵达金华。当晚，在金华中国旅行分社，周恩来见到了从丽水专程赶来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周恩来首先代表党中央，向坚持浙江斗争的全体同志表示慰问。然后，刘英向周恩来汇报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和挺进师坚持浙南三年游击战争的情况，特别详细地汇报了抗战以来浙江党的工作。
第二天，周恩来离开金华到达浙西天目山。他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进行会晤，商谈了有关浙江国共合作的事宜，并出席了浙西临时中学的开学典礼，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号召收复杭嘉湖，保卫大浙江。他还广泛接触了轿夫、茶客、和尚、农民和中小学生，和群众亲切地谈家常、论国事。随后，周恩来又来到故乡绍兴探亲、扫墓、宣传抗日。以后又视察了丽水、云和等地。一路上，浙江军民的抗战热情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对前来采访的新闻记者说，浙东、浙西一般民众抗战情绪热烈，“冲过钱塘江，收复杭嘉湖”之声浪，响彻云霄。他希望家乡人民借鉴大禹治水和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誓雪国耻的精神，发奋图强，保卫浙江。
在周恩来外出视察期间，中共浙江省委的几位领导都已集中到金华。同时，中共东南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东南局宣传部长兼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中共江西省委书记郭潜和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长范式人等同志也到达金华。周恩来回到金华后，立即接见了曾山、黄道和闽、浙、赣三省党的负责人，大家分别向周恩来汇报了工作。周恩来对大家的工作表示满意。他告诉大家，“你们在抗日前哨和蒋介石的老家开展工作很不容易。这里环境复杂，矛盾尖锐，你们既要开展工作，又要注意安全。”
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热乎乎的。
4月4日下午，周恩来在金华又专门看望了以刘良模为队长的上海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以吴大昆为团长的上海慰劳第三战区将士流动剧团和以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全体人员，以及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浙皖办事处主任章秋阳等。他在讲话中殷切地希望和勉励大家，要在不同的岗位上，通过各自的工作，唤起民众，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贡献。事后他在住处还与刘良模、章秋阳等人合影留念。
4月6日，周恩来一行20多人，乘坐新四军的大卡车离开金华前往江西。
周恩来浙江之行，在当时对鼓舞全省军民坚持持久抗战、巩固和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产生了深远影响和巨大作用，为浙江人民树立了一个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光辉典范。
六、台湾抗日义勇队在金华
台湾义勇队，是抗战时期在我党指导下的一支由台湾同胞组成的抗日队伍。它的领导人李友邦，祖籍福建，曾在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后因不满国民党反动派背叛孙中山，在杭州举行革命活动而遭逮捕。出狱后流亡在浙江丽水一带。抗战爆发后，沪宁杭三角洲相继沦陷，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不断高涨，国共两党的统战关系也相对较好。在这种形势下，李友邦有意要发起组建“台湾抗日义勇队”。中共浙江省委也决定协助李友邦号召台湾同胞参加祖国抗战，以图开辟一个抗日救亡的新阵地。
（1939年2月，台湾义勇队在金华酒坊巷18号成立，左右两边是几位少年团成员）
由于当时金华是浙江省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中心，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也非常支持李友邦。所以台湾义勇队的队部就设在了金华。因为义勇队成员主要来自流亡在闽北崇安县境的台湾同胞，1938年9月，李友邦回福建崇安，将原先报名的三四十位台胞带到金华，把其中的医生组成一个巡回医疗队，另外一些人经过短期培训，让他们做政治宣传工作。他们所带的家属中有6名儿童，于是就将他们组成了一个“台湾少年团”。台湾义勇队的活动由此在金华一带展开了。
1939年3月，周恩来在金华听了关于台湾义勇队的情况以后，指示浙江党组织要利用统一战线的力量，通过国民党的关系开展工作，尽量避免暴露义勇队与我党的关系。此后，台湾义勇队的人员不断增多，为加强思想教育，培养骨干，提高人员素质，中共浙江省委还利用在义勇队内的几名党员组成了秘密党支部，配合义勇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台湾义勇总队的主要任务包括以下四项：一是对敌工作。由于历史原因，台湾同胞多熟悉日文，而且了解被迫来华参战的日本士兵的心理，因此极适合担任对日军的宣传和策反工作。二是医疗工作。抗战时期，医疗服务迫切需要，台湾义勇队先于金华成立“第一台湾医院”，接着在衢州成立“第二台湾医院”，在兰溪成立“第三台湾医院”以及在福建建阳成立“第四台湾医院”。三是生产报国。台湾义勇队克服困难制造奎宁丸、胃药、皮肤药膏等，送到前线部队，在战时医药极端缺乏的情况之下，如同雪中送炭。四是巡回宣慰工作。这项工作主要由台湾少年团执行，他们虽然年纪小，但却有很高的爱国热情，他们一面“工作”、一面学习，经常到前线以及东南各省巡回表演，以激发前线将士们的士气与后方民众抗战的热忱。
1945年8月抗战胜利，12月初，李友邦率全体队员整装返回台湾，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反共反人民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他们不能容忍台湾义勇队这支异己的抗日力量。台湾义勇队在回台湾后不久，便被国民党地方政府强行解散。李友邦于1952年4月被国民党以“包庇匪谍”、“勾结共党”的罪名枪杀在台北。
七、盟军飞行员在浙东抗日根据地
浙东抗日根据地，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根据党中央发展东南抗日前线的指示精神发展起来的，属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其范围包括四明、会稽、三北（至余姚、慈溪、镇海3县姚江以北地区）和浦东地区，位于杭州湾两岸沪杭甬之间。
（1945年3月，在欢送会后，托勒特（中）与浙东游击队领导人刘亨云（左1）、何克希（左2）、谭启龙（左4）、张文碧（左5）合影留念）
1945年1月21日，美国驻华第十四航空队第二十三战斗机队第一一八战略侦察队中尉飞行员托勒特，与同伴驾驶26架野马式P51飞机，从江西赣州出发，经2小时多飞抵上海上空，先后向日军机场射击投弹两次。日军纠集92架飞机与他们激战。托勒特所驾驶的飞机在离敌机场不远处中弹起火，面部与右手、右脚都被灼伤。他在跳伞后坠于黄浦江边的浦东龙华嘴，被附近民众发现后，知道他是盟国飞行员，便将他接进家中治疗。因为此地离日军踞点很近，盟军飞行员跳伞的事很快被敌人发觉，日军派出20多人进行搜索。因群众将他隐蔽得很好，没有被搜去。第二天早上，浙东根据地搞民运的同志知道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来把托勒特接到了就近的部队。1月28日晚上，托勒特由浙东游击队护送，于2月1日安全抵达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司令部所在地余姚梁弄。
由于医生的细心诊治和看护，在短短的几天内，托勒特的伤势有很大的好转。他住的房子亦一天比一天热闹起来。每个关心他的首长、干部、士兵、老百姓，都很诚恳地带着礼物前来慰问。2月8日，浙东游击纵队司令员何克希得知他的身体已经好转，便来与他进行了一次交谈。托勒特称何克希是个“聪明、能干，善计划军事，能负起指挥责任的人。”
2月13日(正月初一)晚上，纵队司令部在驻地举行晚会，欢迎托勒特。3月7日，纵队政治部又召开“庆祝苏浙军区成立并欢迎美国空军战友托勒特”的驻地军人大会。托勒特用英语发表了演说，他对根据地军民的斗争精神和发展表示非常敬佩。经过一个多月的医疗和休养，托勒特已完全恢复健康，准备归队。3月18日晚，浙东游击纵队政委谭启龙设席为托勒特饯行，宾主举杯恭祝杀敌胜利。
经与附近国民党军队协商，4月10日，在浙东根据地同志的护送下，托勒特来到临海，与美国陆军陆空辅助勤务战地总部临海办事处办好了交接手续。18日，浙东游击队护送人员将托勒特送至奉新公路边，托勒特依依不舍的离别了浙东抗日根据地。
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中尉从1945年1月20日在浦东被救起，至4月18日伤愈归队止，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生活了近3个月。托勒特在浙东抗日根据地，是中美人民共同反侵略的见证，也是抗日战争时期中美人民友谊的佳话。
八、苏浙军区和浙西抗日根据地
新四军苏浙军区和浙西抗日根据地，是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战略反攻的形势下，由新四军主力一部南下浙西后，与浙西当地在党领导下的人民抗日武装共同开辟建立起来的。
（1945年1月，新四军十六旅在长兴槐坎温塘村召开纪念新四军建军7 周年大会，图为十六旅第四十八团团长刘别生（左二）和该团部分指战员）
1944年秋，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确定了发展东南、华南各省敌后抗战，准备配合盟军在东南沿海登陆和迎接战略反攻的方针。1944年9月17日，中央发出《关于发展苏浙皖地区总的方针和部署》的指示。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这一指示，很快作出了南下部署，并提出粟裕南去担任发展浙江任务。
1945年1月，新四军一师师部及三旅七团由粟裕率领，三旅特务一、四团由旅长陶勇和刘先胜率领，分两路经苏北、苏中渡江，越沪宁铁路到达长兴，与一直坚持在这里的新四军十六旅王必成部会合。同时来的还有200余名地方干部。
1月13日，新四军军部转发中央军委指示，正式下达“成立苏浙军区”的命令。任命粟裕为司令员。2月5日，在长兴槐坎温塘村举行了隆重的苏浙军区成立大会。同时对部队进行整编。原十六旅为—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委江渭清，辖一、二、三支队；原浙东纵队为二纵队，司令员何克希，政委谭启龙．辖四、五、六支队；三旅为三纵队，司令员陶勇，政委阮英平，辖七、八、九支队，全军共约8300余人，苏浙军区还下属二个军分区。苏浙军区司令部设在长兴仰峰岕。
苏浙军区成立后，确定一纵队向东、向南深入杭嘉湖及富春江边地区，打通与浦东和金萧支队的联系；三纵队配合一纵队行动，同时掩护后方交通，二纵队除继续巩固四明山地区外，逐步向西伸展，策应主力南进作战。
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战区获悉苏浙军区主力将南下进入莫干山地区，便调集了5个团，开始向新四军进攻。从2月中旬至5月底，苏浙军区集中主力部队，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大规模进攻，取得了３次反顽战役的胜利。
苏浙军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中，逐步开辟了浙西抗日根据地，并进行了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成立了浙西区党委，在解放区内发行统一的抗币，开办兵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1945年1月，苏浙军区还在槐坎台基村创立苏浙公学，培训抗战军政干部l000多人。
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苏浙军区坚决执行中央指示，先是就地向四周发展，迅速攻占和收复了苏南、浙西100余处集镇，使苏浙皖解放区人口达到370多万。接着根据形势的需要又开始有计划的渡江北撤。至10月中旬，苏浙皖地区主力部队与地方干部约5万人全部到达江北与兄弟部队会师，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