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５０年，浙江日报总编辑陈冰将自己心爱的相机——一只１２０单镜头折叠式德国造蔡斯照相机，郑重地交给２０岁的年轻记者徐永辉，语重心长地对他说：“这是从日本鬼子手中缴获的战利品，跟随我多年了。你要珍惜它，把镜头多多对准群众。”

　　这句话，徐永辉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记了整整半个世纪。

　　从这一天起，徐永辉开始了跟踪摄影的漫长生涯。

　　从这一年开始，翻身农民汪阿金和他一家三代的生活轨迹，在徐永辉延伸近５０年的长镜头前渐次定格。

　　一幅幅真实、生动的画面，记录了一户中国普通农家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也录下了一位党报记者和普通群众之间的友谊真情。 

                                  一

　　徐永辉和汪阿金之间的缘分，是从偶然间开始的。

　　１９５０年秋天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一大早，徐永辉就从杭州搭上了一辆车屁股冒着黑烟的木炭汽车。此行的目的地是余杭临平镇，他要到那里去采访。汽车路过余杭乔司区供销社附近，徐永辉发现供销社门前人群拥挤，十分热闹。凭着职业的敏感，徐永辉意识到这里有新闻。于是，他中途下了车。

　　正是络麻收购季节，附近满心喜悦的农民到区里卖掉络麻后，纷纷到供销社来采购生活用品。徐永辉挤进供销社，看见有一个柜台前格外热闹，许多手伸向柜台。原来，这里在卖毛主席画像。有位瘦瘦长长的农民正从人群中挤出来，双手小心翼翼地捧着４张毛主席画像，其中２张是小型的相片。徐永辉赶紧挤到他旁边，问：“你买了这么多？”“是呀！”那人看了徐永辉一眼，大声回答：“不是毛主席，我们农民能分到田地？你看，今年络麻又是大丰收，这都是托毛主席的福啊！”两人边走边谈，越谈越热乎。那人叫汪阿金，是大三乡学稼村的农民，这天卖了络麻后买了两袋豆饼肥料和一些生活用品。走到一辆独轮小车旁，汪阿金说：“我家离这里只有五六里路，请你去坐坐，好不好？”

　　于是，汪阿金推着独轮小车，徐永辉背着照相机在一旁跟着。他们都没有想到，这一走，竟走出了半个世纪的不解之缘。

　　汪阿金的家是三间茅草泥屋。他的大儿子水狗正和一群小伙伴在玩，见爸爸来了，跑过来从车上拿起毛主席画像，双手高举着向小伙伴跑去，边跑边喊：“毛主席来了，毛主席来了！”阿金的妻子抱着小儿子水灿闻声从屋里出来。水灿见哥哥抢走了毛主席画像，急得哭了起来。阿金忙着从口袋里摸出一张５０万元（旧币，相当现在的５０元）的存单，塞到水灿手中。水灿拿着存单手舞足蹈地对母亲说：“我有钱了，我有钱了！”阿金笑着对妻子感慨：“这小鬼喜欢钱，大起来让他去做生意；水狗嘛，以后到城里去当干部。”这话还真言中了。几十年后，水狗果然到杭州一家国有企业当了党支部书记，水灿则成了一家企业的承包厂长。

　　徐永辉赶紧打开相机，摄下了这令人感动的欢快一幕。

　　中午，汪阿金特意叫妻子为徐永辉煎了两个荷包蛋，硬要他一起吃饭。吃饭时，阿金对徐永辉说：“我现在还穷，以后造了砖瓦房，请你带着老婆儿子来玩，一定要来呵！”徐永辉因为还有采访任务，匆匆吃了饭就告辞了。临走时，阿金忽然想起了什么，对着徐永辉的背影问：“这位同志，怎么称呼你？”徐永辉用浓重的上海浦西口音大声回答：“我姓徐，叫我徐同志好了。”

　　没想到，阿金听岔了，把徐听成了“钱”。也因为这一错，将两人的第二次重逢，延长了整整３０年。 

                                 二

　　１９８１年１１月的一天，徐永辉意外地收到了一封署名汪水灿的来信。

　　信中说，我的父亲叫汪阿金，是乔司大三乡农民。他多年来一直在想念你，经常要我们弟兄三人到区乡政府部门去寻找。世界那么大，找你真难啊！你姓徐姓钱我父亲当时没听清。从浙江日报上看到你的名字，今天我冒昧写信碰碰运气，不知你是否就是我父亲要找的人……

　　徐永辉越看心里越热。其实，徐永辉也一直牵挂着阿金的一家。当时的浙江日报总编辑于冠西几次对他说，你应该珍惜和群众建立的感情联系，努力走出一条跟踪摄影的新路来。在领导的催促下，几年前，徐永辉曾经去乔司大三乡找过汪阿金，因为环境变化太大，几次都乘兴而去，遗憾而归。现在，几乎断了的线又连上了。

　　不久以后，徐永辉特意带着还在上海读书的儿子，拿着那封信，再次赶到了乔司。阔别３０年后，一位党报记者和一位普通农民的手，又紧紧握在了一起。

　　汪阿金的生活变了，变得新鲜而陌生。阴暗、潮湿的茅草房，变成了高大、宽敞的砖瓦房；昔日的独轮小车不见了，变成了双轮钢丝车；老大水狗、老二水灿都已成家立业，各自盖了新房。５０年代新添的小儿子水法也近３０岁了，学校毕业后已在杭州成家立业。

　　徐永辉也变了，昔日的小伙子如今已５０出头，开始谢顶。徐永辉从１９５０年开始对黄岩农民叶根土的跟踪摄影报道《一户农家十年间》在全国产生影响，他也因此成为浙江日报的资深摄影记者、浙江省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唯一没有变的是，他依然牢牢记住老领导的嘱咐，“把镜头多多对准群众”。

　　从此后，徐永辉利用节假日、出差途中的间隙，七八次到汪阿金家中去采访、作客。即使在汪阿金７２岁那年不幸逝世以后，他的跟踪摄影也没有间断。他亲眼目睹了阿金三个儿子的变化，水狗从部队退伍后在杭州当了工人，以后又成为企业专职的党支部书记；水灿一直侍奉在父母身边，后来当了企业的承包厂长；小儿子水法从学校毕业后留在杭州卫生部门当干部，又下海当了公司经理。阿金的第三代有五个孩子，三男两女，出了两个大学生。阿金还有了第四代，一个重外孙……

　　一个普通的农家，在党的指引下，从脚下的黄土地走向城市、走向企业，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峰谷浪尖。

　　一户农家５０年生活的悠长轨迹，活化、定格在徐永辉充满激情的长镜头前。
 
                                      三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１９９９年１月２４日，水狗的大儿子汪利昌举行婚礼，盛邀徐永辉参加。记者有幸随徐永辉赴余杭向这对新人祝福。

　　婚礼安排在临平大酒店。汪利昌是临平城南中学的数学老师，新娘也在这所中学教物理。两人从湖州师专同学时开始，经历了六七年漫长的恋爱历程。望着这对穿着结婚礼服的新人站在酒店门口，满面春风地迎候着前来贺喜的亲朋好友、邻里乡亲，徐永辉感慨地说，要是汪阿金还在就好了。

　　在婚礼上，记者见到了汪阿金的三个儿子。三兄弟个个西装革履，系着领带，小儿子还是开着小车来赴宴的。此情此景，你根本无法把他们和当年生活在茅草屋里的穷孩子联系在一起。

　　婚礼隆重而热烈。使徐永辉意想不到的是，自己几乎喧宾夺主，成了婚礼上的“亮点”。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摄制组的记者专程从北京赶来，将摄像镜头对准了徐永辉，对准了阿金幸福的后代；闻讯赶来的各家报纸记者，围着徐永辉，要他谈谈５０年跟踪摄影的甜酸苦辣。
　
　　“跟踪摄影说难也不难，就看你和群众的感情有多深。”已７０岁的徐永辉用他夹着浓重上海浦西乡音的普通话说，“我也是苦出身，将镜头对准阿金他们，其实也对准了自己。这户农家５０年的变化，就是我生活的缩影啊。”

　　半个世纪来，徐永辉用党和人民交给他的摄影镜头，跟踪了余杭农民汪阿金、黄岩农民叶根土、杭钢工人钟兆年、龙泉扫盲女状元李招娣……他的镜头始终没有离开群众。他５０年跟踪摄影的时间跨度，超过了跟踪摄影３０多年的日本、英国的两位记者，创造了世界新闻摄影史上的新纪录。

　　高级记者徐永辉用了半个世纪的实践，向陈冰、于冠西，以及许许多多老一辈党的新闻工作者履行了承诺：永远把镜头对准人民群众！

                                    ( 原载《中国摄影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