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杭钢”退休工人钟兆年已经交了５０年朋友，平时相见，喜欢谈谈以往的经历和日常的生活情况。当老钟谈到１９４９年５月３日杭州解放，到万松岭去迎接解放军进城时，就手舞足蹈、眉开眼笑起来，充满了喜悦的心情，有时想到自己的苦难遭遇，又禁不住老泪纵横，伤心起来…… 

                               （一）

　　钟兆年给我留下最难忘的一次印象，是在１９５１年４月下旬的某一天。那天下午，杭州市江干区两万多人举行控诉、公审、宣判大会，判处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分子章晓初、许永年、倪阿土、金韶友等人死刑。江干区一带除掉一批害群之马，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埠头是打出来的”，这是杭州市码头工人都知道的一句“行话”。解放以前，反革命分子像苍蝇一样涌到埠头上，他们之中有特务、反动军官、恶霸地主、地痞流氓，各凭各的来头，各依各的靠山，打出了“江山”，抢到了“地盘”，鱼肉一方，欺压百姓。他们都拜在杨松山门下，号称“五虎”、“八将”、“三十六条大汉”，一道骑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

　　他们的罪恶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横行江干一带的特务倪阿土就是其中一个，人们叫他“猴子阿土”。当地的小商小贩和码头工人听到他的名字，汗毛就会竖起来。那时候，“五虎八将”和地头蛇，干着无法无天的土匪勾当，货车经过章晓初霸占的地段，就得“买”他的“账”，说个“不”字，就把货车砸烂。他们把打人骂人，在无辜群众身上捅刀子当作家常便饭。一次，中统特务许永年把一个姓魏的工人打成重伤，反动政府竟把那个工人关了３个月。章晓初打了人，还说“不打不成事”，“打死一条狗还怕肉痛，这些人连狗也不如”。

　　公判会上，继何春富、潘茂兴、梁连根血泪控诉后，一个２０多岁的青年情绪激昂地奔到台上说：“同志们听我说，我靠共产党站起来了！现在，他们（反革命分子）的‘世界’完蛋了。”他咬牙切齿地用亲身受害的经历，向台下数万市民控诉残害百姓的恶霸、反革命分子和地头蛇的罪行，最后他大声疾呼了一声“人民政府替我报仇”后，就当众晕倒在台上。我见到他悲痛欲绝地昏倒了，立即赶过去看个究竟，当时有不少人抬着他走出会场。我只是在他昏倒时，依稀听到有人叫他小钟、小钟……以后才打听到他的名字，叫钟兆年。 

                                （二）

　　１９８１年１０月１４日，我接到杭州市公安局半山分局半山派出所的来信说：“永辉同志，你要寻找的钟兆年，经照片核对，确有其人，现住杭钢生活区４８幢４０８号，全家四口，子女均工作，妻子郭美球在小轧分厂工作。今年５月份搬进新居，生活过得美满，听说记者要来采访，他很高兴，表示欢迎……”

　　经历了３０年的４次寻找，钟兆年总算有了音讯。３天后，我拿了民警的来信，找到了钟兆年的家。进门见到他和妻子郭美球、女儿钟红果在调试刚买来的黑白电视机。见有人进门，他们就停止看电视，看我带去的４张钟兆年的照片，和我边看边谈起来。我兴奋地对他们说，我已经找了四五个单位，都说不知道钟兆年其人，后来我拿着照片，到三廊庙去打听，埠头畔两位老工人看了后，就说：“是钟兆年！”但是住在何处、在干什么，都说不知道。

　　“文革”前到粉碎“四人帮”后，我两次到杭州市公安局查询，经查卡发现，半山有一人叫钟兆年，因此我就把照片寄到半山派出所。仅一个星期，他们就把消息传过来了，想念了３０年，今天终于和钟兆年相见了。
 
　　在交谈时，知道钟兆年是诸暨横山镇钟家村人，父亲钟辰泉，母亲王香琴都是农民，因为家里贫困，交不起税和壮丁米，从乡下来到杭州南星桥柴炭堆装站找了份工作。他心情沉痛地对我说：“在这里吃足封建霸头和地头蛇的苦，他们看我年轻力壮，对我进行重重的剥削。起初３年，我的工资只有正常工资的５０％，辛苦了一个月，自己生活开支除外，只到手一份剃头钱和两包马路牌的香烟钱。到１９４８年１１月，我又被抽中了壮丁，付不出壮丁米，这次他们把我母亲抓去，敲诈我们要付出１０担壮丁米，天呀！自己连饭也没得吃，哪里拿得出１０担米……在黑暗的旧社会里，反动派把我们穷人逼得走投无路。

　　“１９４８年底，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反动政府摇摇欲坠。这时，我们３０个码头工人联合起来，在老工人带领下，对各种形式的剥削进行斗争。第一次斗争就旗开得胜，废除了从工人的总收入中扣除１０％的所谓管理费和各种杂乱无章的费用。这时，大家选我当记账员，叫我从总额收入中抽出５％的钱作为储备金，并且我的工资和其他工人一样，全部照发了。”

　　在这次交谈中，我知道了他在控诉会上昏倒的原因。钟兆年说，临杭州解放前一个月，我和王连根等几个人在工区劳动，许永年（杭州南星桥一带的“五虎八将”之一）的手下人，走过来把堆好的木柴全部推倒，说这块地盘是许永年的，现在要造房子了，不准堆柴……王连根和他们评理，结果叫来了一帮人，把王连根打成重伤。我看到王连根被他们打在地上，爬不起来，冲上去和他们评理，也同样遭到一阵毒打，后来我们到警察局去告，被反动警察赶出门外。现在我知道了，警察局和地痞、流氓、恶霸是一路货，在反动派面前，有理说不清。

　　杭州解放后，钟兆年多次在大小会议上控诉这批十恶不赦、横行霸道的反革命分子。在１９５１年４月那天的控诉大会上，钟兆年说：“当时我身上还贴着伤膏药，天冷，全身发痛，我看到这批恶霸和反革命分子押上台，心里气愤极了，怒火迅速上升，想冲上台去先打他们一顿，出口冤气，为我们码头工人报血泪深仇，但是我过分激动了，上台控诉时，没有说几句话就昏倒了。想到旧社会，我们工人实在太伤心，有话没处说，有冤无处诉。现在好了，毛主席、共产党领导我们翻身当家做主人，解放军代表经常和我们谈心，关心我们的生活，组织我们学习和工作，１９５３年我还被大家推选为码头搬运工会的副主席、江干区各界的人民代表。１９５８年大办钢铁，我调到杭州钢铁厂当运输工人、检修工人。以后在供销科运输队工作时，被推选为“杭钢”厂级先进生产工作者。总之我浑身是劲，毛主席号召我到哪里，我就往哪里冲。

                                （三）

　　今年２月１８日，我应钟兆年的女儿钟红果的邀请，欣然前去作客。进门时，屋里已经高朋满座，热闹非凡。原来这一天她乔迁新居，又是她父亲的生日，亲朋好友都来庆贺。钟兆年和他的妻子高兴得嘴也合不拢，兴奋地对我说：“能有今天这样好的生活，全靠共产党领导好，我们退休快２０年了，两个人每月退休工资一千多元，安排适当，生活过得挺好。解放初期我们在秋涛路的路边搭了一间草屋，室内阴暗潮湿，生活十分艰苦，一块腐乳吃两天，一个月难得吃一次肉，假如运气好，钞票赚得多的日子，就给子女改善一下伙食。因为家里穷苦，所以两个孩子的生活只好从实际出发，穿着也很普通，现在不一样了，孙女和外甥穿着都比他们父母好，你们现在看红果就比我们要好得多，她的房屋装修得多好呀！室内环境整洁、明亮，布置新式。当然，住房条件好一些是需要的，主要是为人要好，我们两个儿女很老实，平时待我们也很孝顺，儿子叫钟青叶，也在‘杭钢’工作，当驾驶员，过年过节总要给我们两老买点好吃的东西来，还要发点‘红包’给我们零用。女儿学她哥哥样，春节时给我们每人２００元零用钱。现在，我们一家有５人在‘杭钢’工作，生活十分安定，日子过得非常幸福，与过去住草棚的日子无法比了，最根本的是，我们在政治上翻了身，当家做了国家的主人。”

　　用钟兆年最激动的一句话来说：“不管哪一个朝代，都比不上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好！”